在“一带一路”框架内，贸易与经济交流正日益兴盛，然而在支付和结算环节，却存在不少问题。沿途国家普遍使用美元和欧元进行交易，这使它们承受着汇率波动的风险以及货币政策调控带来的压力。此外，新兴支付手段的涌现也引入了新的挑战，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得到处理。

美元欧元结算的风险

在“一带一路”的贸易与投资融资活动中，美元和欧元占据着结算的主导地位。位于中亚的企业A，在跟欧洲企业进行交易时，长期使用欧元进行结算。然而，欧元的汇率波动给企业A带来了成本和收益的剧烈变化。类似企业A的情况在沿线国家并不少见，汇率的波动对他们的经济效益产生了严重影响，也增加了业务的不确定性。此外，美国和欧洲的货币政策调整，例如美国提高利率，使得沿线国家的支付体系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些变化，失去了自主性。这种状况导致许多沿线国家的企业难以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，只能跟随美元和欧元的政策变动而行动。

此外，沿线国家因长期以美元和欧元结算，累积了相当大的汇率风险。若美元或欧元汇率发生剧烈变动，沿线国家的债务负担和贸易收益将面临难以预料的冲击。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，美元的剧烈波动给众多依赖美元结算的沿线企业造成了重大损失。

数字货币的潜在风险

数字经济兴起带动了新型支付手段如数字货币的出现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数字货币进行了分类界定。然而，部分数字货币并不适宜用于“一带一路”的支付结算。比如加密资产，这类货币由私人发行，具有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点。有诈骗团伙曾利用这些特性进行金融诈骗。此外，加密资产的币值波动极大，这对贸易活动构成了难以控制的风险。

某些官方认可的数字货币，比如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，若用于“一带一路”的支付结算，因其电子化和便捷性，会加剧资本的跨国流动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小规模尝试数字货币跨境支付时，已经发现跨境支付的监管变得更加复杂。若跨境支付和资金流动失去控制，可能会触发金融市场的动荡，尤其是对于那些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的沿线国家。

沿线国家双向开放不足

在“一带一路”相关国家中，双向开放面临挑战。多数国家双向开放水平不高。例如，在65个相关国家和地区中，有47个面临跨境资金流动的限制，33个实施外汇管制。这种情况导致这些国家对货币的需求不足。以人民币为例，作为“一带一路”的关键推动者，中国尚未全面开放资本项目以防止资本异常流动。因此，外国投资者在无法自由买卖人民币的情况下，尽管中国贸易投资规模庞大，但对使用人民币仍存顾虑。

沿线国家对其他货币的需求并不旺盛，这给支付结算体系的多样化进程带来了较大障碍。在中东一些国家，由于外汇管理政策较为严格，除了美元和欧元之外，其他货币难以融入当地的支付结算系统，导致多元化的支付体系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。

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问题

人民币的兑换自由度对它在“一带一路”中的使用范围有显著影响。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，我国在维持货币政策自主、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自由之间必须做出权衡。鉴于我国资本项目还未全面开放，人民币无法实现自由兑换。不少非洲企业虽然与中国企业有频繁的贸易往来，但由于无法方便地将人民币兑换成其他货币，因此在选择结算货币时更偏爱美元和欧元。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民币在“一带一路”支付结算体系中的普及程度。

人民币开放度有限，海外投资者担忧资金流动受阻。尽管中国“一带一路”项目众多，但不少沿线外国企业仍对持有及使用人民币持谨慎态度。这种情况对建立多元化的“一带一路”支付结算体系极为不利。

跨境支付结算监测的问题

沿线国家在跨境支付结算的监管上存在较大的不足。相关制度建设很不健全，多数国家缺少一套完整的前中后监管制度。例如，在中亚的一个国家，对一笔跨境资金支付理应实施监控，但因缺乏相关制度，资金的具体来源和用途都未能明确。此外，技术手段的运用也相对落后。

预警功能相当不足，缺少有效的技术工具用于追踪和确定跨境支付结算。在东南亚的一些小国，这一现象尤为突出。一旦跨境支付结算出现故障，很难迅速发现并处理风险，这对整个区域跨境支付结算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。

解决问题的思考

沿线各国需携手合作，逐步破解“一带一路”支付结算面临的难题。比如，加强沟通协商，探讨构建应对汇率波动的联合机制，减轻美元和欧元波动对沿线企业的影响。再者，在数字货币方面，各国可以共同研究制定适用于跨境贸易结算的数字货币规范，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充分发挥数字货币的便利性。同时，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与合作，逐步提升货币的双向需求。

在使用人民币的过程中，我国可以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基础上，逐步放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。同时，沿线各国需加强跨境支付和结算的监管体系与科技手段，以保证支付结算的安全可靠。

你觉得“一带一路”的支付结算系统能通过哪些新的途径来减少风险？